《紅樓夢》中“木石姻緣”與“金玉姻緣”的對立,包含后來寶玉并不是自愿地迎娶寶釵,黛玉在瀟湘館孤傲死去,這樣的情節設計所體現的文學價值及社會心義,曾經激起過學者的持久討論,是一百年前現代意義的“紅學”確立后,始終爭論的話題之一 。
無非,當美國漢學家浦安迪要從陰陽二元對峙以及四時五行的循環理論來闡發其意義,認為寶玉屬土,黛玉屬木,寶釵屬金,以土金相生 , 金木相克的觀點來解釋《紅樓夢》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走向,并將基于陰陽五行原理而概括出的“二元互補”與“多項周旋”觀點貫穿到《紅樓夢》全書,認為形成小說的基本模式,還是使人大大詫異的 。
是的,這是浦安迪成名作《<紅樓夢>的原型與寄意》中的主要觀點,出版于40年前,當時錢鍾書就認為是一本“在國外影響很大”的專著 。于是 , 跟著最近幾年海外漢學在國內的延續升溫,這本名著也終于在近日被翻譯成漢語出版 。
浦安迪認為《紅樓夢》尋求的是一種愿望平衡 , 這一理解大大貶低了作品的價值
用陰陽五行原理來評析紅樓夢里的人物以及情節,清朝評點家張新之等就嘗試過,只是浦安迪依靠了西方的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及神話原型批判 , 將這類原理運用進一步系統化,落實到了《紅樓夢》“原型與寄意”兩方面 。“原型”指集體無心識以及傳統文化的積淀,“寄意”指作家個人的創作用意 。
盡管這是他的早年觀點 , 但不管在他后出的學術代表作《明朝小說四大奇書》中,還是后來應邀到北京大學作《中國敘事學》系列報告,都堅持了這一觀點 。在《明朝小說四大奇書》中,他認為作家對五行觀的運用在《金瓶梅》中只是初露端倪,到《紅樓夢》則成為表述意義的首要框架 。
無非,當我細讀了這本名著 , 對浦安迪解釋分析《紅樓夢》所提出的五行“多項周旋”以及“二元互補”觀,在信服其玄思妙想的同時,總感到有很大缺憾 。
作者曾經在《中國敘事學》中提問:有關《紅樓夢》的陰陽五行結構那種暗示性利用,是不是提高了對人生本色的理性認識?他似乎給出了確定回答,而我的結論卻偏偏相反 。退一步說 , 即使這類結構用之《紅樓夢》人物關系是新奇有趣的,其設計自身也是不嚴謹、不精巧的 。由于當他讓賈寶玉屬土、居中間位置時,就不應當提出讓王熙鳳與寶黛、湘云等處于四處的平等位置 。一般認為,在金陵十二釵正冊中,青年女性是因與賈寶玉的親疏關系而排列,除了開同胞姐妹外 , 最接近賈寶玉的有黛玉、寶釵、湘云以及妙玉四人,王熙鳳的位置則相對于較遠,其重要性不是由于賈寶玉,而是在賈府的日常活動中顯示出來的 。在闡述中忽視賈府家族地位的存在,致使其借陰陽五行設計人物關系和對大觀園闡述,都存有很大的局限 。
【紅樓夢:劉姥姥二進大觀園何以耐人尋味】但這還不是關鍵 , 關鍵是,當咱們用五行的物資性來規定人物、解釋人物的品性和彼此關系時,哪怕確切擁有一定的概括提煉功能,咱們還是需要把人物置于具體的語境中,從而對這類關系的理解豐厚起來、繁雜起來 。或者說 , 即便其對人物有部份的解釋功能,充其量也只能充當分析的動身點而不是結論 。
至于浦安迪提煉出諸多二元互補概念,其實都是對小說停留在表面或者局部現象的歸納 。即以他不止一次舉劉姥姥二進大觀園為例,這當然是從劉姥姥醉酒放縱的俗鬧向妙玉靜修以及品茗雅靜的場景轉移,是從使人興奮的環境中進入一個僻靜角落 。如果說這里確切有一種消息二元互補式交替,這樣的概括 , 還是流于表面的 。真實的問題是,當粗鄙的劉姥姥進入賈府后,她雖然可以給大家帶來“審丑”的熱烈趣味 , 但其對靜雅的搪突,包含在寶玉臥榻酣睡,還是使人為難的 。來自不同階層的沖突帶來的不贊成趣,才是更耐人尋味的 。
《紅樓夢》是以大旨談情體現出其文化史的意義的 , 但怎么評價這類“情”,浦安迪仍是以二元互補性結構對其價值進行定位的 。
浦安迪提出,分析大觀園的人物人生觀,需要以更開闊的文化視線來放置“情”的位置 。這樣的觀點,十分正確 。無非,當他引入傳統的“性”“理”概念來平衡“情”,以為這就是《紅樓夢》尋求的一種愿望平衡時,其實還是把作品的價值大大貶低了 。由于愿望的平衡用之于薛寶釵等部份人身上 , 或許還說得通,但曹雪芹偏偏是通過賈寶玉心儀于愿望不平衡的林黛玉等,才把“情”超出于傳統文化的氣力大大張揚起來,并以這類張揚,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明末清初產生的重大裂變 , 一種歷史文化的質的奔騰 。
作為一部海外漢學名著,也許它偏偏反應了海外漢學界的共同局限
《<紅樓夢>的原型與寄意》是海外的紅學名著,也是比較文學專著 。比較文學有所謂影響比較以及平行比較,在比較中既發現人類心智的普遍性,也發現不同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應當是比較鉆研的題中之義 。作者將西方敘事文學的名著與中國的《紅樓夢》等文學名著進行比較時,當然強調了《紅樓夢》不同于西方文學的種種特色 , 但基本結論,卻是之外部的差異而不是內部的差異來發現《紅樓夢》作為一種文化的獨特性的 。也就是說,在浦安迪這里,《紅樓夢》作為一本百科全書式著作,是以其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總體,以及西方文化體現出差異的,而《紅樓夢》在中國文化內部自身的特殊性,本身的文化思潮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彎曲變化 , 反而被遮蔽了 。
浦安迪這部名著發表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 , 其時 , 海外漢學界正悄悄產生著變化,一方面,曾經被黑格爾巨大暗影籠罩的關于“中國文化無歷史”,即“歷史沒有變化、沒有發展,所以沒法從本身的傳統延伸到現代”的觀點仍然有一定市?。?熱緱攔?費Ы纈泄刂泄?摹盎賾ξ鞣剿怠薄按?騁約跋執?倍?炙怠⒑腿氈舅枷虢綣賾謚泄??販⒄溝摹巴V吐邸薄按煺勐邸被乖諏饜校蝗歡?,另外一方面 , 力圖從中國本身發現歷史的過程、發現各階段特殊性和傳統向現代邁進的步伐 , 已經成為學術界發展的一個新趨勢 , 猶如美國的柯文一本論著書名顯示的:《在中國發現歷史》 。而日本溝口雄三的名著《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彎曲與開展》 , 還有可以跟海外漢學界從新認識中國相呼應的賽義德名著《東方主義》,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發表了 。
放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看,當浦安迪體系化地構建起有關《紅樓夢》的二元互補以及五行多項循環理論,認為這一自我循環原理,足以代表了中國文化作為一種禮儀空間的靜態的、非敘事性特色,似乎《紅樓夢》的集大成性,其實不在于文化的立異,而偏偏在于傳統的匯總,由于不管最古老的神話原型還是上古下列的儒家經典,都能在《紅樓夢》中找到它的循環式復現 。結果是,雖然他給了《紅樓夢》無窮贊揚,并在文本的深刻研讀上提供了一些啟迪性觀點,但就本色論 , 論著還是在“中國文化無歷史”論的暗影中徘徊 , 或者說,這是以無心識方式體現了西方中心觀不愿意退出歷史舞臺的精巧化改造,盡管我更愿意理解為是作者成心要解脫西方中心觀而呈現的不適癥 。僅僅從這一點上說,這本名著也是值得翻譯以及深刻研讀的 。
平心而論,浦安迪是一名深愛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明清小說的西方學者,其對文本的反復精讀中,確切涌現了很多玄思妙想 。我撰寫有關《金瓶梅》論著時,曾經從他的《明朝小說的四大奇書》中得到過很多啟迪,目前他正致力將《紅樓夢》移譯成希伯來文的工作 。這也是他酷愛中國文化的一種明證,希望這類酷愛是樹立在客觀而又深入理解中國文化的優秀特質的基礎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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