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高華趙文鈺：人工智能與人的未來——一條馬克思的路徑 _交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7期P27—P28
作者單位：大連理工大學哲學系，摘自《江漢論壇》2022年4期，羅浩摘
借助19世紀的馬克思討論21世紀的人工智能問題，絕不是將人工智能單一地還原為機器、生產力或一般智力等概念，“套入”到馬克思的技術哲學中；而是將人工智能視為發展中的社會現實，從馬克思提供的歷史性原則中考察人工智能作為不同要素對社會生活不同維度的影響，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
“馬克思路徑”的四個命題
人工智能有助于異化勞動向自由自覺的勞動的轉變。因為作為生產力的人工智能帶來了生產領域的技術創新，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得一系列繁重的、有害的、重復性的勞動的承擔者由人變成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有助于社會關系朝著人與人之間直接交往發展。以共享性、公益性為原則的萬物互聯的智能技術成果有可能超越經濟全球化推動下以交換為原則發展起來的交往模式，為馬克思所說的“世界交往”的發展提供基?。???蚍段?諶說淖雜閃?系於ɑ??。
人工智能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自由人聯合體的形成。自由職業者在當下已經得到實現，人工智能的移動平臺將為人們學習新的勞動技能和增強相互協作提供更大的便利，自由職業者有條件會實現真正的勞動自由，而且在消除強制分工片面性后實現自由全面的發展。但是，馬克思主張的不是自由制造者們“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社會，而是“聯合起來的、社會的個人的所有制”社會，個人生產者在自由聯合中實現相互補充。自由人的聯合體借助人工智能平臺超越空間的變革將更有可能以網絡空間而非自然地理空間的形式存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公社主義”（）很可能是一種互聯網和物聯網基礎上的“網絡公社”形態。
人工智能有助于自由人聯合體中按需分配原則的確立。人工智能向更加廣泛的共享性發展的潛能，既為勞動和交往的真正共享、相互補充奠定基?。?同時也是為分配原則的根本變革奠定基礎。在馬克思看來，“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因此，當人工智能有助于推動生產領域的勞動和交往方式的變革被確認后，新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也將看到可能性。簡言之，如果生產最大限度地成為按需生產，分配方式上的“按需分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非馬克思路徑”的挑戰與對它們的回應
四個基本命題面臨的挑戰。失業問題和勞動—消費動物對自由自覺的勞動的挑戰。這一命題主要面臨兩種觀點的挑戰：其一，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勞動將導致失業問題。其二，空閑時間的支配也許并不自由，看似解放的人們將成為阿倫特所說的“勞動動物” 。
交往異化對人與人之間直接交往的挑戰。這種挑戰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加深交往異化還是消除交往異化？國內學者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將在信息崇拜、虛擬交往和數字鴻溝等方面導致交往異化的加深。
需要控制對按需分配的挑戰。這仍然與消費主義相關。如果相信人的需要可以依靠大數據算法完全決定，那么會導致一種自上而下的按需分配模式，由一個強大的大數據處理系統決定生產和分配的全部計劃。這將是一種一切被機器決定的非人化的反烏托邦場景。
控制論社會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自由人聯合體的挑戰。人工智能算法隱含的強制性對需要問題的挑戰，實質上也構成控制論資本主義（）或算法資本主義（）對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人聯合體形成的挑戰。這里再次出現了資本主義向更深層次的異化發展的未來或資本主義被共產主義取代的未來之間的分叉路口。
“馬克思路徑”對于挑戰的回應。一切社會歷史變革都會產生諸多方面的效應，如果簡單地將人工智能導致的多重后果列舉起來加以分析，往往忽視了諸效應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問題的實質。我們將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問題分為難、易兩類：一類是人工智能對傳統觀念沖擊導致的問題；另一類則是真正觸及社會結構本身的問題，而馬克思路徑為這類難問題提供了社會形態變革的科學分析，即對資本邏輯自我揚棄的分析。
有了兩類問題的區分，交往異化挑戰首先得到解決。回到馬克思的語境下，交往的異化表現為人與人交往過程在媒介作用下間接性、依賴性不斷加強，以至于人與人的交往受媒介所控制。對此，馬克思說“媒介就成為真正的上帝。對它的崇拜成為自我目的” 。但這個媒介是貨幣。當人們在市民社會中作為私有者時，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才被貨幣這一媒介所控制，使交往異化為私有制基礎上的交換，人與人的真正關系能且只能以貨幣的關系表達。人工智能媒介與貨幣媒介的作用邏輯具有同構性，但二者的性質和意義卻不是同一層次的。貨幣媒介改變的是社會關系邏輯思維人工智能，本身就是“社會”存在論的變革；而充當媒介的人工智能技術對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則首先是認識論的變革，其中有些只具有心理學意義，因此很大程度屬于易問題。
人工智能的情況具有復雜性，它令人崇拜的力量、展現出的高度自主性與不可掌控的風險，來源于對人工智能“自然屬性”的認識不足和人工智能應用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兩個方面，因此不能完全地等同于“交往異化” 。一方面，一些看似“異化”的現象來自認識論的沖擊。另一方面，也是更為根本的方面，智能技術與資本合謀構成“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是其作為媒介與貨幣媒介產生同構性的根源，這才部分地觸及“交往異化”，構成“難問題” 。這一類的人工智能應用真正獲得了現實的社會力量維持。
因此邏輯思維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術給人的交往關系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能直接地等同于馬克思意義上的交往異化，而只是在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下，即在深化“交換取代交往”的形式中才是真正的交往異化。由此可見，人工智能“參與”的交往異化根本上是資本邏輯主導的后果。
另外三個命題的挑戰，即失業問題挑戰、勞動—消費動物挑戰和需求控制挑戰，則全部屬于難問題的范圍。第一，失業問題挑戰。只有當作為人的勞動者被理解為與機器同質的生產要素時，人與機器的“就業競爭”才能夠成立。換言之，當“勞動異化為工資和利潤（和地租）”“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成為不可置疑的絕對前提時，作為“超級勞動者”的人工智能才成為人類勞動者的競爭對手。而對這些絕對前提的批判恰恰是馬克思超越國民經濟學的關鍵。
第二，勞動—消費動物挑戰。顯然，在異化的社會中，勞動時間縮減并不意味著“自由時間”是真正屬于工人自由支配并展開自由自覺勞動的領域。這種挑戰是觸及消費社會的實質的。資本的增殖邏輯要求生產—消費的循環不斷加速，消費控制生產、成為生產的動力，并成為維持資本主義運行的關鍵。這不過是資本邏輯的必然推論。
第三，需求控制挑戰。強制的需要在私有財產的條件下成為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手段，成為資本主義剝削和自我維系的一種重要形式。但是，一旦人們擺脫強制的分工勞動和貨幣中介的私有者關系，就沒有強制的社會性力量迫使人們按照算法規劃安排自己需要什么，人嘗試與探索自身的需要的過程就是豐富性的體現，也是自身的本質力量的確證。
綜合以上三點，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人工智能在異化勞動向自由自覺勞動轉變中、在促進按需分配原則的實現中發揮作用是有條件的：只有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的前提下，使人工智能擺脫“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 ，才能借助其高生產力的“紅利”，使人們擺脫資本邏輯導致的“勞動強制”“就業強制”和“消費強制”“需要強制”，為確證人的自由勞動、真正交往、按需分配開辟道路。這些挑戰的實質是對人工智能資本主義運用的挑戰，是資本邏輯自身局限性和對人異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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